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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通报点名39城 水环境质量达标工作滞后

2018-08-25 01:41:33   来源:科技生活在线   评论:0   [收藏]   [评论]
导读:小编按:生态环境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张波说,长春、沈阳等39城水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部分断面主要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今年上半年全国有155个断面出现了水质反弹,其中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北、云南水质反弹数量居全国前列。

  8月23日,生态环境部在2018年上半年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工作调度会上通报称,上半年全国有39个地级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难度较大。第一季度参加调度会的73个地市中有42个地市退出了水质达标滞后名单,但仍有31个地市第二次参加会议。

  经济观察网记者梳理发现,在这39个城市中,辽宁省达标滞后的城市数量最多,包括鞍山、盘锦、沈阳、铁岭、锦州、阜新、营口、辽阳等8城,劣V类且超标断面总数达12个;河北、吉林省各有四城达标滞后,包括河北保定、唐山、沧州、邢台,吉林四平、长春、辽源、吉林市,这两省劣V类且超标断面数各有5个。

  生态环境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张波说,长春、沈阳等39城水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部分断面主要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今年上半年全国有155个断面出现了水质反弹,其中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北、云南水质反弹数量居全国前列。

  另外,其余达标滞后的城市包括北京房山区,山西大同、运城,内蒙古通辽,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七台河,江苏南通,安徽合肥,山东淄博、滨州,湖北荆门、武汉,湖南益阳,广东广州、揭阳、深州,广西玉林,四川德阳,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云南昆明、普洱、玉溪市。

  值得注意的是,鞍山、四平、盘锦、保定、长春、沈阳、大同、哈尔滨、昆明、齐齐哈尔等10个城市上半年达标滞后情况最为突出。其中,鞍山、四平、哈尔滨、昆明4个地市第一季度和上半年均为全国水质达标滞后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市。

  而齐齐哈尔、唐山、沧州、七台河、通辽、德阳、黔东南、玉溪等8个市(州)因第二季度水质变差加入名单。其中,齐齐哈尔市第二季度水环境质量恶化严重,初次进入名单就位于滞后名单第十名。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7成,劣Ⅴ类水质断面占比为6.9%,水质状况总体有所改善,但吉林、辽宁、广东、山西、湖北、黑龙江、江苏、湖南、陕西、广西、福建、重庆、安徽等13个省份目前工作进展与“水十条”目标责任书中的要求差距较大。其中,辽宁省上半年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超四分之一。

  此次调度会还指出,为从根本治理水环境污染,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开展滚动调度管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按季度发布达标滞后城市名单,引导社会舆论聚焦水环境保护,发动公众力量督促水环境质量达标。

  张波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对于一些搞治标不治本、搞形式主义的地方,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加大问题曝光力度,督促各地加快推进水污染治理,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

  “今后地方水环境污染问题一旦列入国家清单,生态环境部会一盯到底。不仅老百姓盯,我们也盯,不获全胜不收兵。我们不只是今年督查,甚至2020年之后还会继续督查,直到问题解决。”他讲道。(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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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污染重地逆转为洁净之国,日本只用了20年

  从明治维新(1868年)到1965年左右,日本成了“污染的天堂”。不过到了1975年,日本的空气污染问题已获控制,1985年其空气甚至比世上其他工业国家还要干净。这个戏剧性的转变,就像鲁尔、匹兹堡或库巴陶,显示出即使是严重空气污染也可逆转。

  采矿与冶炼让日本很早就体验到严重的空气污染。1890—1905年期间,足尾铜山引发了紧张的政治抗争。四国岛上的别子铜山,从17世纪就造成污染问题。1885年后,别子铜山的采矿与冶炼作业扩大造成污染恶化,引发了40年的激烈抗议与政治斗争。为了避免在足尾引发政治问题,政府鼓励矿场业主设立治理污染设备。

  1910年,农业大臣为了响应农民的抗议,强迫业主住友集团在稻谷成熟的40天关键期内限制别子矿区的作业。遵循德国惠灵的前例,这项做法降低但并未解决反污染抗争。在1925年后,去硫化设备与48米高的工业烟囱,分散了当地污染,也解除了政治压力。1905年后日立铜矿也遵循着同样模式,在当地污染恶化后招致大众抗争,在1914—1915年架设155米高(全球最高)烟囱后获得解决。

  只有少数社区成功地抑制空气污染,且其成功通常都和有害物质的稀释及出口有关。明治时期日本积极投入工业化、军事化与帝国的拓展,为了国家利益牺牲社会与地方社区因而理所当然;日本的中央集权式权力结构,也让这样的牺牲变得可行。有位因为八幡炼铁厂而顿失生计的渔民回忆道:“为了日本国的发展,以及本地区的发展,我们渔民成了牺牲者。”日本并非由渔民治国。

  矿场与熔炉的严重空气污染影响区域有限,但也预告了更大的问题。阪神地区的重工业规模比日本其他地区都大,甚至可能超过大东京地区。(阪神包括大阪、神户以及大阪湾附近及后方无数个小城市)。当地向来为纺织重镇,1880年后新式钢铁、水泥与化学工厂充斥其间。19世纪80年代大阪与神户人口倍增,达到62万人左右,到了1900年再度倍增。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胜利为日本的经济政策做了最好的辩护,并让政府更加投入。阪神的工业扩散到住宅与农业区,引发严重的社会紧张。数千座工业烟囱冒出滚滚黑烟与二氧化硫,影响数百万人。阪神就等于德国的鲁尔—它们都是在国家利益下让严重污染合理化的重要工业区。1912年大阪开始监控空气污染。当地的黑烟与飞灰浓度堪与圣路易、辛辛那提或柏林相比。

  大阪像伦敦或匹兹堡一样是个煤炭城市,被日本人称为“黑烟城大阪”。就像其他的煤炭城市,只能在工业发展的主流意识之外私下表示异议。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求与机会逐渐浮上台面,抑制污染的政治压力也开始萌芽。日本在这场冲突中只扮演了小角色,但战争结束时也取得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以及德国在中国的部分特权。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国远东地区的骚动,给了日本另一个延伸帝国势力的机会,因此它需要更多的钢铁、船只与武器。阪神地区因此景气大好。尽管1925年立法要求都会建筑装设黑烟防制设备,20世纪20年代当地空气污染依旧恶化。管理与法规跟不上都市发展的速度。

  20世纪20年代大阪人口倍增(至240万),面积也持续扩大。整个阪神地区充满了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活力。大阪政府在数十件空气污染争议爆发后致力于防范黑烟,相关行动在1932年立法以提升燃烧效率并降低黑烟后达到高潮。但1932年仅大阪市就有3.5万座工业烟囱,却只有3名黑烟巡查人员。日本帝国势力伸向中国后(1931年),阪神地区建造了更多的冶金与化学工厂,造成黑烟数据倍增(1932—1934年)。连飞机都因为能见度太低而坠毁。但因为日本将军事相关制造业列为优先,限制污染的规定都不够份量。1944—1945年,在美国空军将阪神工业炸成废墟之前,整个地区都笼罩在黑烟、飞灰、落尘与硫污染物中。

  1945年之后,阪神地区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都陷入经济萧条,而且就跟鲁尔一样,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焦虑下这些才刚被美国战机摧毁的地区亟需振兴。大阪的落尘在1945年只有1935年数值的1/4,到了1955年已经超越战前高点。20世纪30年代,汽车对阪神地区空气污染的贡献不大,到50年代才造成较多的乌云,特别是1970年后阪神几乎成为一个以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单一卫星城。1970年以前工业烟囱与汽车排放的污染相当严重,在近千万人口间造成相当普遍的健康问题。阪神就像鲁尔或诺里斯克一样,产生污染的企业都受到国家利益的保护。阪神只是日本经济奇迹下几个严重污染地区之一。宇部这个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部的水泥、化学与煤业中心,就曾遭受严重空气污染之苦。1901年八幡钢铁厂开幕,到1961年其烟囱每天排出27吨的煤烟及落尘,附近区域所观察到的呼吸系统疾病罹患率超高,便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东京,当地空气自19世纪便遭污染,几乎与大阪一样严重,在1970年也因为汽车数量增加而出现严重的光化学烟雾问题。就像德国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一样,日本的经济奇迹也在空气污染方面付出高额代价。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全日本的空气开始变得干净起来。

  大阪的工业化

  1965—1985年的日本环保奇迹在数种力量结合下,在经济增长火车头无须转向的情况下,日本的环保开始转向。最重要因素包括负责响应地方舆论的地方政府体系、改变使用煤炭的习惯、经济繁荣使公民开始质疑污染的必要性,还有资金累积速度超快,使得产业能尽到控制污染的义务。

  宇部率先采取有效措施。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罕见的学术、工业与地方官员联盟成形。地方大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证明了宇部肮脏空气所带来的后果。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造访匹兹堡的知名工业家中安闲一,1954年再度前往匹兹堡,看到也闻到了当地空气的变化。他深信宇部的同行们能够让空气更清洁。官员着手编纂有关排放的新法规,主要针对落尘与烟雾。到了1961年,宇部的空气已摆脱过去而变得清澈透明。由精英阶层所推动的改革生效了。1962年,宇部的法规成了全国管控黑烟与煤烟法令的基础,但各地推行成效不一。多数日本工业家并非自愿遵守1962年黑烟与煤烟法令,而是由公民与政府推了一把。这项法令并未限制二氧化硫或重金属排放。

  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空气污染数值创下有史以来最糟的纪录。公民行动推动了下一阶段的改革。1967年,四日市的哮喘病患者控告1959年起即在当地营运的大型化学工业厂区。在媒体大量曝光下,原告在1972年获判高额赔偿金;三重县随即颁布严格的硫排放标准。在八幡炼铁厂,女性施压要求当局降低污染。20世纪60年代末,在污染与健康的考虑之下,有好几个县取消了原定的工业区计划,与日本先前的心态及做法大相径庭。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新设工厂必须拥有污染管制技术才能拿到地方政府许可。日本土地有限,让地方政府在面对工业家时握有极佳的谈判筹码,这种状况在幅员广阔的国家是看不到的。重视良好社区关系的工业家(这在日本并不罕见)确实会谨慎行事,以较法律规定更严格的标准把关工厂排放。但相关法律还是追得很紧。1965年污染控制进入国家政治的主舞台,人尽皆知的诉讼案持续出现,民众与地方当局也在污染与污染管制方面学到更多。

  1970年夏天东京出现特别严重的烟雾,让中央政府注意到这个问题,当年稍晚时便通过一连串反污染法令,并成立新单位来监控环保事务。标准越来越严格,工业家对新的反污染科技投下资金,日本的天空也因此更为清净。到了1975年,日本业者甚至尝试将污染防治技术卖到库巴陶。日本控制汽车尾气排放的脚步更快。1960—1970年间,东京汽车数量增至200万辆。

  1970年美国环保署长(EPA)到国会推动美国《清净空气法》时便提到东京,以当地交通警察必须戴口罩为例,来警示情况可能恶化的程度。东京制造出世界级的烟雾,“永远处于薄暮状态”。在群众的愤怒下,权力至高无上的通商产业省(MITI)根据美国1970年的做法,针对汽车业制定了排放标准。两国的汽车公司都声称标准难以达成。美国车厂因此控告环保署。日本业者高声抱怨,但仍努力达到通商产业省及环保署制定的标准。有些车厂在法律要求期限前多年便已达到两国标准,也因此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汽车市场销售大增。到了1978年,新款日本车排放污染只有1968年新款车的10%。日本人不喜老旧车辆的习惯,也有助于汽车汰旧换新,汽车废气排放量也因此巨幅下滑。

  到了1990年代初期,大阪、东京等日本城市,还有阪神等日本工业区,空气污染程度都比20世纪6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更为减轻。在这股巨大转变背后有好几项有利条件。日本对抗黑烟与煤烟的行动成功落幕,主要是因为煤炭(1955年占能源组合半数,1975年为六分之一)被石油及其他能源所取代。反污染技术进展加快,再加上日本引进、调整并吸收有用技术及法令的超强能力。

  明治初期日本就已经钻研西方法令,一个世纪后便开始采用德国、英国及美国的防治污染法令。景气好时日本社会储蓄率也出奇的高,投资资金因此相当充裕;其中一部分便可能投入污染防治,偶尔甚至会超出法定水平。资金还流向提高能源率的领域,在1973年之后成为日本一大福音。

  通商产业省还赞助相关研究,到了1983年采矿与制造业所使用的能源也比1973年减少三分之一(指每一产量单位)。最重要的可能是1947年立宪之后,日本县市官员因为顾虑地方选举(而非中央),因此相当重视市民观感。这调整了过去(尤以1868年之后更为强烈)为国家荣誉与进步牺牲地方环保(与健康)的心态。日本的环保奇迹,就像经济奇迹一样肇因于众多因素,其中有几项更为日本所独有。

  本文节选自《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的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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